陳小雀

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教授

摘要

「殺害女性」一直是拉美女性的夢魘，其起因除了性別歧視之外，尚有貧富懸殊、城鄉差距、社會紛歧與治安惡化等複雜因素，再者，「殺害女性」的刑事定罪困難，許多加害人因而 未受到法律制裁，迫使拉美女性不斷走上街頭。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間，隔離措施不僅令女性失去生計，性別暴力事件亦層出不窮，甚至發生「殺害女性」的憾事。家竟然不是避風港，反而是最不安全的地方，「殺害女性」儼然成為拉美女性害怕受害陰影下的疫病。本論文從貧窮切入，繼而進入「殺害女性」議題，擴及拉美女性如何透過群眾運動喚起各界正視「殺害女性」 的嚴重性，並有意藉經濟自主來擺脫性別暴力。

關鍵詞：殺害女性、性別暴力、貧窮、COVID-19

一、前言

根據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EPAL）的統計，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以下簡稱拉丁美洲或拉美）在 2019 年認定「殺害女性」（femicidio/feminicidio）刑事犯罪共 4,640 件；平均每 10 萬人中即有 2 名女性遭遇不測； 其中，宏都拉斯 6.2 人、薩爾瓦多 3.3 人、多明尼加 2.7 人、玻利維亞 2.1 人，均超出平均值； 在受害者人數較多的國家，依序為：巴西 1,941 人、墨西哥 983 人、宏都拉斯 299 人、阿根廷 252 人及哥倫比亞 226 人。¹

「殺害女性」一直是拉美女性的夢魘，其起因除了性別歧視之外，尚有貧富懸殊、城鄉差距、社會紛歧與治安惡化等複雜因素，再者，「殺害女性」的刑事定罪困難，許多加害人因而未受到法律制裁，迫使拉美各國婦女不斷走上街頭，手持「一個都不能少」（Ni una menos）、「我們想活下來」（Vivas nos queremos）之類的標語，呼籲社會及政府必須正視「殺害女性」這個議題，給予婦女安全的生活環境。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第一項是「終結貧窮」，第五項則為「性別平等」，不必諱言，貧窮與暴力互為因果，拉丁美洲貧窮問題嚴重，又充斥著性別暴力，「殺害女性」事件逐年攀升，不僅離這 2 個目標仍有一大段距離，又遭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 COVID-19）肆虐，拉美女性在害怕受害的陰影下受到疫病的雙重威脅。本論文從貧窮切入，繼而進入「殺害女性」議題，擴及拉美女性如何透過群眾運動喚起各界正視「殺害女性」的嚴重性，並有意藉經濟自主來擺脫性別暴力。

二、性別歧視下的暴力

源自 16 世紀歐洲拓殖者對血統、門第、出身、膚色的迷思，拉丁美洲有根深柢固的社會階級觀念，同時存在著嚴重的性別歧視。在拓殖時期，歐洲拓殖者實施奴隸制度，原住民與非裔黑人等族群被納入勞動體系；19 世紀以降，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除了原住民、非裔黑人等族群依舊是被剝削的對象之外，尚有更多出賣勞力以求生存的無產階級。長久以來，階級迷思妨礙了經濟發展，再加上氣候變遷、商業模式、戰爭頻仍等因素，貧窮彷彿是拉丁美洲的宿命。

社會階級造成財富分配不均，甚至個人的能力、生產、權利、待遇、性別、機會與自主 性均呈現不平等。其中，性別不平等衍生了性別歧視、性別暴力，更造成了「殺害女性」的暴行。

英文「femicide」一詞最早使用於 1801 年的英國，首次出現在《19 世紀初對倫敦的諷刺看法》（A Satirical View of London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書，是這部文學作品裡的一個新名詞，意思為「殺害女性」。1978 年，南非裔女性主義活動家黛安娜．羅 素（Diana E. H. Russell）將「殺害女性」這個詞定義為：「因被害人是女性而遭男性殺害」， 後來又因「殺害女性」的行為含有性別歧視，且受害女性從小女孩到老嫗皆包含在內，黛安娜．羅素重新將這個行為定義為：「男性加害人厭惡女性，並認為有權處置或虐待女性，最後將之殺害。」² 西語世界的女性主義者紛紛採用黛安娜．羅素的定義，直接從英文譯成西班牙文「femicidio」或「feminicidio」；爾後，這兩個詞被收錄於西班牙皇家學院（Real Academia Española）字典，成為正式字彙。

在拉丁美洲，「femicidio」或「feminicidio」雖然字面上均翻譯為「謀殺女性」，但兩者卻有不同的意涵。「femicidio」單純指受害者為女性，藉以區分「homicidio」（殺人）。「feminicidio」 則蘊藏政治意圖，代表女性主義者的心聲，嚴厲譴責國家違反國際公約，放任男性仇恨女性， 對女性施暴並加以殺害；換言之，國家是幫凶，未對「殺害女性」建立正確的認定標準，導致加害者逍遙法外。³ 因此，墨西哥女性主義活動家瑪西拉．拉加德（Marcela Lagarde）倡議使用「feminicidio」一詞。⁴

墨西哥學者胡莉亞．蒙納雷斯（Julia Monárrez）根據 1993 年至 2005 年間發生在華雷斯（Juárez）的「殺害女性」案件，依受害者的年齡、家庭、婚姻、工作等，仔細分析其成因，為學界留下重要的參考資料。⁵ 爾後學者得以根據其研究，將「殺害女性」分為三類：（一）殺害女性親人，加害人包括前任或現任配偶或同居人、有血緣或姻親關係的家族成員，受害人從女童到老嫗均有；（二）仇恨女性，因女性從事某些工作或活動，而視之為「壞女人」，並將之殺害，例如：性工作者、夜總會舞者；（三）為了滿足個人性慾，預謀或隨機擄掠女性，先將其 囚禁、性侵、凌虐，最後殺害。⁶

為了替女性爭取一個安全、有尊嚴的生活環境，拉美女性主義活動家自 1981 年起，即將 11 月 25 日這一天做為反性別暴力紀念日，成立 25-N 運動，立下反暴力侵害女性的里程碑。⁷ 在無數女性主義團體的奔波下，聯合國大會於 1993 年通過《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EVAW），國際社會終於承認性別不平等。不久後，聯合國為了紀念多明尼加米拉瑪（Mirabal）三姐妹，而於 1999 年訂定 11 月 25 日為「國際消除對女性使用暴力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儘管國際社會注意到性別暴力，但每天仍有許多女性遭遇不測，為了遏阻「殺害女性」的暴力事件，拉美社會呼籲各國政府應立法認定「殺害女性」犯罪事實。終於，哥斯大黎加率先於 2007 年頒布「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刑事定罪法」（Ley para la Penalización de la Violencia contra las Mujeres），瓜地馬拉於 2008 年跟進，薩爾瓦多與智利同時於 2010 年立法對「殺害女性」定罪，接著秘魯於 2011 年頒布相關法令，尼加拉瓜也在 2012 年立法懲罰暴力侵害女性；至於墨西哥，雖是第一個倡議立法保護女性的拉美國家，卻遲至 2012 年才立法認定「殺害女性」為刑事犯罪。⁸ 然而，「殺害女性」的刑事犯罪認定不易，再加上審理不透明，不少案件終究有罪不 罰，助長「殺害女性」案件，導致消除性別暴力的成效不如預期，「殺害女性」案件甚至逐年增加，迫使女性為己身生存權而走上街頭。

三、流行疫病下的陰影

拉美女性主要投入無償家務與照顧責任，雖然近 10 年來，女性勞動參與率呈現成長的趨勢，但男女勞動參與率的差距依舊相當大，兩性工作分配不均，報酬亦不同。在女性勞動市場裡，超過 77.5% 的女性從事非典型勞動，⁹ 而這類工作通常工資低、不穩定、缺乏社會福利保障，例如：家庭幫傭、保母、看護、園丁之類的有償家務工作，而這意味著大部分的女性勞動 人口缺乏社會資源，一旦生病或發生意外，即可能失去工作並陷入貧窮困境。

2019 年歲末，COVID-19 爆發，亞洲首當其衝，拉美地區有距離優勢，理當有足夠時間可 以預防病毒擴散，卻因各國公衛醫療制度不健全，城市人口密度高，再加上政府輕忽，自巴西 於 2020 年 2 月 26 日出現第一位確診案例後，拉美各國也紛紛傳出疫情，而且快速蔓延，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於是在 2020 年 3 月 11 日宣告拉美淪為 COVID-19 重災區，¹⁰ 其中以巴西、哥倫比亞、阿根廷、墨西哥與秘魯等國的疫情最為嚴峻。為了防堵 COVID-19，各國紛紛實施邊境管制、封城、隔離等措施，不少行業被迫縮短工時，甚至停 業，不僅嚴重影響這些行業的就業人口，同時也加劇了家庭暴力的發生。

2019 年， 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52%， 男性則為 73.6%； 亦即， 在 COVID-19 爆發前， 男女勞動參與率相差達 21.6% 之多；2020 年，籠罩在 COVID-19 之下，拉美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縮減了 7.7%，失業率高達 10.7%，比 2019 年的失業率多出了 2.6%，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46%，男性為 69%，兩者相差 23%；顯然，COVID-19 影響女性甚鉅，女性勞動參與率在 2020 年下降了 6%。¹¹

在疫情爆發之前，拉丁美洲人口中即有 30% 因貧窮而無醫療保險，有 20% 則因居住偏鄉而缺乏醫療資源，¹²  COVID-19 掀起失業潮，從事非典型勞動的女性受創最大，根據聯合國的統計，2020 年約有 1.18 億拉美婦女處於貧困狀態，比 2019 年多出 2,300 萬人。¹³ 婦女在失業且無醫療保險的情況下，一旦身體有恙，就會因貧窮而延誤就醫，甚至自行在家分娩，而增加生產風險。在疫情期間，婦女無償家務負荷過量，除了日常家事外，還必須照顧因學校停課而留在家中的孩子，同時兼顧家中的長輩，兩性工作分配不均的現象，因 COVID-19 讓情況更是雪上加霜。

教育是脫貧的方法之一，也是終結性別暴力的機會之一，當各級學校為了防止病毒擴散而採取遠端教學，卻不利於欠缺電腦及網路設備的偏鄉學生，再加上父母收入減少，許多學生被迫輟學或提早走入婚姻，進而導致少女懷孕的問題更加嚴重。其實，在拉丁美洲，15 至 19 歲少女懷孕的現象相當嚴重，疫情前平均每千人有 60 人懷孕，2020 年則增至 65 人，甚至 10 至 14 歲以下未成年少女懷孕人數也增多，多數係遭性侵而懷孕。¹⁴

COVID-19 衍生出失業、輟學、健康等諸多問題，但對女性而言，最大的危機不是失去生計，而是長時間留在家裡所遭遇的性別暴力，尤其在拉美各國政府實施隔離期間，性別暴力顯著增加。疫病威脅、身心壓力、資源匱乏、經濟窘迫等因素，造成家庭暴力事件頻仍，甚至發生「殺害女性」的憾事。「家」竟然不是溫暖的避風港，反而是最不安全的地方；對此，聯合國 以「陰影下的流行疫病」（pandemia en la sombra）稱之。¹⁵

疫情終究會有清零的一天，然而，終結性別暴力似乎遙遙無期。以墨西哥為例，女性失蹤、遭性侵、被殺害的案件一年超過 3,500 起，但被認定是「殺害女性」的刑事犯罪則不到 1,000 件， 根 據 CEPAL 的統計 數字，2018 年共 891 起， 到了 2019 年增至 983 起。¹⁶  2020 年 3 月至 4 月間，在疫情爆發之際，墨西哥女性撥打 911 求助電話的總數為 103,000 通，緊急求助熱線平均每 1 小時接到 143 通電話。在這些求助電話中，57% 是家庭暴力，22% 是性別暴力，19% 的暴力事件其施暴者是親密伴侶，2% 為性侵事件。¹⁷

在阿根廷方面，性別暴力問題亦十分嚴重，女性主義團體多次走上街頭，其中於 2015 年發起「一個都不能少」的活動，強烈要求政府公開犯罪統計數字。阿根廷婦女的吶喊獲得國際社會的聲援，「一個都不能少」成為世界各地反性別暴力最心痛的訴求。2020 年 4 月，阿根廷在 COVID-19 隔離期間，性別暴力投訴案件增加了 39%，「殺害女性」的惡行也在這段時間達到高峰。據統計，2020 年共發生 251 起「殺害女性」事件，死者當中，女性 244 人，跨性別者6 人，另有 1 名受害人，因遺體被燒毀，暫時無法確定是否為跨性別者。至於加害人，59% 是枕邊人或前伴侶所為，10% 為親戚，另外 15% 則是熟人；其中，79% 的案件係家庭暴力所造成 的。¹⁸

女性是 COVID-19 最大的受害者，不僅健康、教育、生計等受到衝擊，尚得承受過量家務和性別暴力。當拉美各國全力投入防疫之際，也開始重視性別暴力這個存在已久的疫病。

四、提升婦女的經濟賦權

為了防治性別暴力，各國紛紛設置援助管道或通報專線，例如，墨西哥有 911 專線，在阿根廷則撥打 144。在 COVID-19 流行期間，婦女負起照顧工作，對社會及家庭貢獻良多；然而，婦女卻因結構性的不平等，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或因教育水準不高、或因資訊不足，不少受害女性缺乏向外求援的管道，尤其居住偏鄉的女性或原住民婦女，不僅沒有社會資源， 甚至不知如何自我賦權，長久以來即是受歧視的一群，在面對性別暴力時，大都選擇隱忍，即便有意訴諸法律，常因缺乏經濟自主，再加上訴訟程序冗長，而放棄訴諸司法。

綜觀歷史，在墨西哥、瓜地馬拉、玻利維亞、秘魯、智利、阿根廷等國，均因歧視而發生屠殺原住民的事件，其中包括戕害原住民婦女，雖然拉美學界並未深入研究原住民婦女遭殺害的議題，但已有不少團體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當女性主義活動家訴諸司法，並發起群眾運動，為受害女性伸張正義之際，其他團體則帶領原住民婦女及弱勢婦女走入現代化社會，認識憲法所賦予的權利。

正如前面所言，貧窮與暴力互為因果，貧窮影響人類的基本生活和權利，造成饑餓、營養 不良、疾病、兒童死亡率高、壽命較短等問題；另外，窮人容易受到社會排斥與歧視、失去受教權、無法擁有安全棲所、負擔不起醫療保險，甚至缺乏就業機會或創業機會。換言之，貧窮衍生出諸多問題，而且不斷惡性循環。因此，如何「終結貧窮」本就當務之急，卻遇上COVID-19 來攪局，之前所做的努力成為徒勞。

在疫情爆發前，西班牙外換銀行（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BBVA）小額信貸基金會為了改善拉美女性經濟狀況，透過金融教育和技術培訓，增進女性的金融知識，並提供信貸和儲蓄帳戶，協助女性投入微型企業，以達到「財務獨立」。BBVA 小額信貸基金會從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的研究中，發現女性通常將收入的 90% 用於家庭，購買食物，或當成孩子的教育費，鮮少會用在醫療保險上， BBVA 小額信貸基金會於是為女性設計負擔得起的特定保險，透過小額信貸與健康救助，嘉惠了近 150 萬低收入的拉美女性，讓女性在疫情期間有一絲希望。¹⁹

聯合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傳授拉美各國 原住民智慧財產權的觀念，藉自創品牌提升手工藝品的價值，而這對擅長手工藝的原住民婦女受惠頗多，從中啟發創新、創意和多樣性，並透過工作找到尊嚴，朝性別平等邁進。同樣，我國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TaiwanICDF） 在拉美亦著力頗深，藉農業、教育、資通訊、公衛醫療等各項計畫，提升婦女經濟能力，並給予專業婦幼健康照護。

COVID-19 來勢洶洶，全球電子商務因而加速發展，迫使微型企業及原住民工作坊必須與時俱進，學習新知。例如，在聯合國婦女署（UN Women）的協助下，女性主義團體為馬雅原住民部落成立原住民創業網路（Red de Emprendedores Indígenas）、馬雅商業學校（Escuela Maya de Negocios）等工作坊，提供原住民婦女商業、行銷、資訊等培訓課程。這些科技新知意外讓她們度過 COVID-19 的難關，透過網路行銷，將傳統手工藝化成時尚商品，將田裡的蔬果變成搶手食材。²⁰

COVID-19 奪走無數生命，先前為防治性別暴力所做的努力也因 COVID-19 而回到原點，的確，這場疫病凸顯了女性的困境，拉大了兩性之間的差距。女性惟有不斷提升自身能力，強化經濟賦權，才有機會掙脫貧困與暴力的桎梏。

五、結語

COVID-19 影響層面除了健康之外，也動及既有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更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模式。雖然 CEPAL 尚未公布 2020 年「殺害女性」案件的正確數據，但從部分拉美國家所公開的資料可看出，「殺害女性」案件依舊居高不下，數字甚至超過 2019 年。質言之，為了隔絕COVID-19 的散播而採取隔離與限制措施，女性並未因減少外出而降低遭侵犯的風險，反而斷了收入來源與對外求援的管道，更導致家庭暴力的案件增加。家庭暴力或性別暴力也因此被稱為「陰影下的流行疫病」，或第二個疫病。

在疫情仍舊嚴峻之際，拉美女性為了對抗性別暴力，勇敢走出陰影，於 2021 年 3 月 8 日發起抗議行動。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等國的女性主義者走上街頭，不顧政府的隔離規定，也不怕染疫風險；而哥倫比亞、厄瓜多等國家的婦女，則透過網路聲援。無論在城市的大廣場上、 抑或在家裡的電腦前，抗議活動持續數週之久，透過實體與虛擬兩種方式，無數的跨國婦女團結一致，要求終結「殺害女性」的暴行。²¹

性別暴力是無聲的疫病，更是隱形瘟疫，正如看不見的 COVID-19，襲擊著拉美女性。 一樁樁「殺害女性」的暴行不只是一個個的數字，每一個數字的背後均代表一段悲慘的故事。 奔波數十載，為了消弭「殺害女性」的惡行，女性主義者促使政府立法，或手持「一個都不能 少」之類的標語不斷走上街頭，其他團體則協助弱勢婦女與原住民婦女提升經濟地位，藉經濟自主而找到尊嚴。拉美女性在漫長的抗爭之路展露堅韌本性，莫不冀望脫離貧窮、提升經濟賦權、早日終止暴力，以求達到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目標一「終結貧窮」及目標五「性別平等」。

註釋

1.     CEPAL 所統計的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為：墨西哥、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巴拿馬、哥倫比亞、厄瓜多、玻利維亞、秘魯、智利、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烏拉圭、多明尼加、波多黎各、千里達、蘇利南、巴貝多、安吉拉、英屬維京群島、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筆者根據 CEPAL 的統計數字，在正文中列出 2019 年前 5 個發生最多「殺害女性」的國家。“Enfrentar la violencia contra las mujeres y las niñas durante y después de la pandemia de COVID-19 requiere financimiento, respuesta, prevención y recopilación de datos.” NU. CEPAL (November 2020), pp. 3-4.
2. Macarena Iribarne, “Feminicidio (en México).” Eunomia, Revista en Cultura de la Legalidad, No. 9, October, 2015, p. 206.
3.  Ibid, p. 207.
4.  Ibid, p. 213.
5. Julia Monárrez (2006), “Las diversas representaciones del feminicidio y los asesinatos de mujeres en Ciudad Juárez, 1993-2005”, en Monárrez, Julia, Sistema socioeconómico y Geo referencial sobre la violencia de género en Cuidad Juárez. Análisis de la violencia de género en Cuidad Juárez, Chihuahua: propuestas para su prevención, Chihuahua, Colegio de la Fontera Norte y Comisión Epecial para Prevenir y Erradicar la Violencia contra las Mujeres en Cuidad Juárez, pp. 353-398.
6.  Macarena Iribarne, “Feminicidio (en México)”, p. 208.
7. 1960 年代，多明尼加政治活動家米拉瑪（Mirabal）三姐妹因反對特魯希優（Rafael Leonidas Trujillo Molina） 獨裁政權，而被政府拘捕，三姐妹歷經酷刑凌虐後，於 1960 年 11 月 25 日遭殺害。25-N 即 11 月 25 日之西 班牙文縮寫。
8. Macarena Iribarne, “Feminicidio (en México)”, p. 219.
9.  “La situación de precariedad en las trabajadoras domésticas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se acentúa frente a la crisis del COVID-19.” CEPAL (June 12, 2020). https://www.cepal.org/es/noticias/la-situacion-precariedad- trabajadoras-domesticas-america-latina-caribe-se-acentua-frente-la
10.  “Enfrentar la violencia contra las mujeres y las niñas durante y después de la pandemia de COVID-19 requiere financimiento, respuesta, prevención y recopilación de datos.” NU. CEPAL (November 2020), p. 1.
11. “La pandemia del COVID-19 generó un retroceso de más de una década en los niveles de participación laboral de las mujeres en la región.” CEPAL (February 10, 2021). https://www.cepal.org/es/comunicados/la-pandemia-covid-19-genero-un-retroceso-mas-decada-niveles-participacion-laboral
12.  Tersa Burelli (2021). “Mujer y salud: el privilegio de tener un microseguro en América Latina.” BBVA (March 4, 2021). https://www.bbva.com/es/mujer-y-salud-el-privilegio-de-tener-un-microseguro-en-america-latina/
13. “La pandemia del COVID-19 generó un retroceso de más de una década en los niveles de participación laboral de las mujeres en la región.” CEPAL (February 10, 2021). https://www.cepal.org/es/comunicados/la-pandemia-covid-19-genero-un-retroceso-mas-decada-niveles-participacion-laboral
14.  “Los riesgos de la pandemia de COVID-19 para el ejercicio de los derechos sexuales y reproductivos de las mujeres.” NU. CEPAL (December 2020), p. 4.
15. “La pandemia en la sombra: violencia contra las mujeres durante el confinamiento.” ONU (July 5, 2021). https:// www.unwomen.org/es/news/in-focus/in-focus-gender-equality-in-covid-19-response/violence-against-women-during-covid-19.
16. “Enfrentar la violencia contra las mujeres y las niñas durante y después de la pandemia de COVID-19 requiere financimiento, respuesta, prevención y recopilación de datos.” NU. CEPAL (November 2020), p. 3.
17. Brenda M. Aguirre Gutiérrez y Selene González Luján (2020). “¡Vivas nos queremos!” Animail Politico (November 25, 2020). https://www.animalpolitico.com/la-dignidad-en-nuestras-manos/vivas-nos-queremos/#_ftn
18. “En 2020 hubo 251 víctimas de femicidios en el país.” Télam (May 29, 2021). https://www.telam.com.ar/ notas/202105/555887-en-2020-hubo-un-femicidio-cada-35-horas-en-nuestro-pais-y-contabilizaron-251-victimas- directas.html
19. Teresa Burelli (2021). “Mujer y salud: el privilegio de tener un microseguro en América Latina.” BBVA (March 4, 2021). https://www.bbva.com/es/mujer-y-salud-el-privilegio-de-tener-un-microseguro-en-america-latina/
20. ONU Mujeres (2020), “En Guatemala, invertir en el empoderamiento económico de las mujeres indígenas es clave para “reconstruir mejor” post-Covid.” June 25, 2020. https://lac.unwomen.org/es/noticias-y-eventos/ articulos/2020/06/guatemala-empoderamiento-economico-mujeres-indigenas-post-covid-19.
21. “Las mujeres de América Latina, en la calle o en las redes, claman contra la violencia machista.” El País (March 3, 2021). https://elpais.com/sociedad/2021-03-09/las-mujeres-de-america-latina-en-la-calle-o-en-las-redes-claman- contra-la-violencia-machista.html